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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94章 魏平安 谁是爹来谁是儿（第1页）

离开香港之前龚?还去了一趟青鸟公司，跟夏梦女士说明自己出国的事，不过开机时间定在九月份，肯定不会耽误正事的。

夏梦也表示了恭喜：“那你父母要跟着一起去吗？”

龚?摇摇头：“我那个侄子还有堂。。。

夜深了，孟波仍坐在电脑前，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，像一层薄霜。他刚把阿水婆的语音又听了一遍，那句“只要人心不倒，旗就不会落”在他心里来回撞击，像潮水拍打礁石。窗外风起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有无数低语从远方传来。

他打开录音笔，翻出最近一次在浙江嵊州采集的声音??那是八十六岁的俞秀英，曾经是新中国第一批女子测量队成员。她们背着六分仪和水准仪走遍浙东山区，为铁路选线踏勘。老人说话慢，但字字清晰：“那时候没人信女人能干这活。我们白天爬山测数据，晚上在油灯下画图，手冻得握不住笔，就哈口气暖一暖。有一次暴雨冲垮了山路，我们五个人用身体搭人桥，让仪器先过去。”

录音里还有一段她哼的小调，是当年队里传唱的《山高水长》：“山再高，踩在脚下；水再急，挡不住咱。姑娘们的脚印，刻进大好河山……”

孟波闭上眼，耳边突然响起另一种声音??是挖掘机轰鸣、钢筋碰撞、混凝土浇筑的工地杂音。他猛地睁开眼，意识到那是1979年春天的记忆。那一年，他在上海读大学，亲眼看见外滩边第一座高层建筑破土动工。那时人们说：“新时代来了。”可谁还记得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早已有无数女人用脚步丈量过荒野，用双手开垦过冻土？

他起身走到书架前，抽出一本泛黄的《中国妇女运动简史》，翻到1958年那一章。上面写着：“全国掀起‘妇女能顶半边天’热潮，大批女性投入水利、交通、能源建设。”可再往下读，具体的人名寥寥无几，大多以“某地妇女突击队”一笔带过。

“这不是遗忘，是系统性抹除。”他低声说。

第二天清晨，团队启程前往黑龙江漠河。他们要去寻找一位叫李桂芬的退休气象员。根据线索，她是1960年代唯一一名常年驻守北极村观测站的女职工。零下五十度的极寒中，她独自记录气温、风速、降雪量整整十二年，从未中断一天。

通往北极村的路被大雪封了三天，直到第四天才勉强通车。车轮碾过冰壳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像踩在骨头之上。沿途村庄稀少，偶尔能看到木屋烟囱冒着青烟，狗吠声穿透雪雾。

抵达时已是傍晚。李桂芬拄着拐杖站在门口，穿一件旧军大衣，头戴毛线帽，眉梢挂着霜。她见到摄制组，并未多言，只点点头：“进来吧，屋里暖和。”

屋内陈设极简：一张床、一个炉子、一张桌子，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地图，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几十年来的极端天气数据。最引人注目的是角落里的那个老式气象箱，玻璃罩下放着一支温度计、一个气压表、一本写满数字的日志。

“这是我的命。”她说，“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开窗测温，雷打不动。哪怕手指冻僵了，也要记下来。因为这些数据，关系到整个东北的防灾预警。”

她翻开日志，指着1972年1月的一行字：“-52。3℃，创历史极值。”那天她差点死掉。“凌晨四点去取样，风太大，门被吹飞了。我追出去，脸立刻结了一层冰。回来时鼻子掉了块皮，眼睛睁不开。但我还是把数据抄完了。”

“为什么非得是你？”小王忍不住问，“就不能换个人吗？”

李桂芬笑了，眼角皱纹堆叠如沟壑：“当时没人愿意来。男人嫌太苦，女人更不敢来。领导问我敢不敢，我说，我姓李，不怕冷。”

她顿了顿，声音轻了些：“其实我也怕。怕黑，怕狼，怕半夜听见风声像鬼哭。可我知道，如果我不来，这个站就得撤。一旦撤了，下次再建，就不知道要等多少年。”

她说起曾有个年轻男同事来支援，待了三天就哭了，求着调走。“临走前他说：‘姐，你真是铁打的。’我说我不是铁打的，我只是答应过组织，也答应过自己??既然来了，就不能退。”

当晚，他们在炉边整理素材。孟波忽然发现，李桂芬的日志本末页夹着一张照片：三个年轻女子并肩而立，穿着棉袄，戴着雷锋帽，背后写着“1963年全国气象工作者合影”。其中一人正是李桂芬，旁边两位却陌生得很。

“另外两人呢？”他问。

李桂芬沉默良久，才开口：“一个叫王玉兰，在内蒙古测暴风雪时滑下山坡，没了。另一个叫孙秀珍，文革期间被批斗，说是‘假专家’，逼她承认篡改数据。她不肯，跳井了。”

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仿佛在讲别人的事。“后来我每年清明都寄花圈，写她们的名字。可没人知道她们是谁。档案里只有编号，没有生平。”

孟波心头一紧。他又想起四川那位吉克阿依，想起甘肃马金花，想起云南陈秀兰……这些女人，她们不是没有名字，而是名字从未被郑重念出。

第二天，摄制组提议在观测站原址举行一场小小的纪念仪式。他们带来两块铜牌，分别刻着王玉兰和孙秀珍的名字与生卒年月。当李桂芬亲手将它们钉在木柱上时，天空飘起了雪。

雪花落在铜牌上，渐渐覆盖了字迹。但她没擦，只是望着远方：“没关系，雪会化，字还在。”

返程途中，孟波接到电话??国家档案局同意开放一批尘封的“三线建设”女性职工档案。这批资料涉及川、贵、陕等地军工、地质、通信系统的万名女工，时间跨度从1964年至1980年。此前因涉及保密条款，长期未能公开。

“我们可以进去看吗？”他问。

“可以，但只能抄录，不能拍照，且每日限阅两小时。”

一周后，北京西郊某地下档案馆。厚重铁门开启时，一股陈年纸张混合樟脑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成排铁柜延伸至幽暗深处，宛如墓道。

负责接待的老管理员姓周，七十多岁，曾是当年档案室的值班员。他带着他们走进B区第十七排，“这里全是女工登记表。你们想找什么样的？”

“所有参与野外作业、高空作业、高危岗位的。”孟波说。

周老头点点头，拉开一个抽屉。里面是一摞泛黄的卡片，每张正面贴着黑白证件照，背面写着姓名、籍贯、文化程度、健康状况、政治表现……

第一张照片上的女孩约莫二十岁，齐耳短发，笑容腼腆。姓名栏写着：刘慧敏，江苏苏州人，高中毕业，分配至贵州某雷达站，负责高空架线。备注栏有一行小字：“1967年因雷击殉职，年二十一。”

第二张：张丽华，河北保定人，初中学历，地质勘探队员。备注：“1971年探洞坠亡，遗体七日后寻获。”

第三张、第四张……几乎每十张就有一张写着“死亡”“失踪”“病退”。

“这些人，都没评烈士？”小王声音发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