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就这样平静地流动着。
南州的木棉花谢了又开,街边的茶馆换了招牌又换了老板,永丰纱厂外那条旧轨道终于锈死,再也没有火车路过了。
沈时砚留在了南州,在南州的大学教书,讲几门电机原理,学生们一开始总害怕他不苟言笑,后来才知道这位沈老师温和得很,甚至有点呆呆的,连讲错了都会低声跟自己说“没关系,再想一想”。
他搬出了沈家,搬进了大学的狭小的宿舍,楼下的猫冬天会躲进锅炉房,他常给它带一块点心,说是“替她喂的”。
黎婉芝也从巴黎回来过,但不久又回去了。
她已经不像从前那个总是兴致勃勃讲文学戏剧的女孩子,穿得更淡、更静,举止比以前更沉稳,但一开口,还是那个婉芝——她捧着从巴黎带回来的点心盒,对蔚青说:“你看,这个包装是不是特别像简画的那张小画?”
那年八月,他们四人一同去了城郊。
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头,树木杂乱,风一吹草就倒下来一大片。他们带了一块素白的石碑,是蔚青托人刻的,字也不多:
“罗简之墓。
码头之女,戏台之魂。
一个不该死的人。”
他们没有焚香,也没有放鞭炮。只有风穿过枝叶,发出细微的声响,仿佛那个女孩还在唱那首旧电影里的曲子,唱得不准,却唱得认真。
黎婉芝在墓前蹲了很久,眼圈红了也没哭出来,只轻声说了一句:“对不起。”
沈时砚放了一本写满笔记的小本子,是她教他识字时用过的那一本。他说:“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文章,我替她抄了一遍。”
罗炽南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碎铜币,说:“她小时候说要拿钱买戏服的,结果每次都被我抢走。”他低头,把那几枚钱一枚枚放在碑前:“还她。”
陈蔚青最后站在碑前,许久没说话。风吹过她的发,她才低声道:“你不在的时候,我们都做了些努力。虽然不多,但……我们还活着。”
风突然大了一些,像是谁在山那头笑了一下。
那一刻,他们终于像是正式,跟那个一直牵挂在他们心里的女孩,道了别。
再后来,就是卢沟桥的枪声。
1937年夏,南州街头的报纸开始一张比一张沉重。
陈蔚青坐在桌前,望着最新一批电报,手指轻轻摩挲桌边,心跳有些乱。她知道,那个一直往前推着他们的时代,终于彻底撕破了遮羞布,不再伪装和平。
他们五人,在这个夏天,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路。
沈时砚走得最快。
那天深夜,他敲开了陈宅的门。
“我要走了。”他说,神情平静,“这次是真的走,抱歉,这次不能听你的。”
“去哪?”蔚青说,她突然发现有些害怕。
“延安。”他说,“他们那边需要人做技术支持,电机、密码破译,还有工厂搭建——我都能做一点。”
“那里…很危险。”她说。
“是啊。”他低头一笑,“但总得有人去,不是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