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二十年十月,北方的天已转凉,而南州的雨季仍未止歇。陈宅后院的月季花被连日阴雨打得东倒西歪,泥地上满是花瓣残叶。陈蔚青站在窗前,看着水珠顺着檐角滑落,滴在石阶上,像是节奏凌乱的鼓点,敲在心头。
桌上摊着一摞报表,是这两个月香料铺的销售清单——空白多得惊人。
“日本人的东和商社香料大量倾销,价格压到市价三成以下,已经压得几家小行号关门。”王伯皱眉说道,声音不高,却重如石落,“若再不应对,我们年底可能连账面都撑不住。”
“东和那边怎么说?”她低声问。
“今天上午,他们托人送了口信。”王伯将那封薄薄的信摊在她面前,“说可以合作——由他们统一定价,我们来做渠道分销。”
陈蔚青没有立刻说话,只盯着那信纸半晌。
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:“贵方若愿与东和商社通力合作,本社愿以稳定价格供货,且承担部分关税、运输事宜,唯贵方需确保不对外出售自家香品。定价、宣传及包装,皆由本社统一设定。”
她盯着那行“皆由本社统一设定”时,眼皮微跳了一下。
“这不是合作,”她轻声道,“这是投降。”
空气一时凝滞。
王伯低低叹了口气,没有接话。
屋外雨势未歇,门外忽然响起叩门声。
“小姐。”女佣阿凤推门探头,“刚收到一封信,是从上海来的。”
蔚青一愣,忙接过信——是罗简寄来的,是她去上海之后的第一封信。
信封微湿,纸张泛着潮气,一看便是路上经了好些波折。她小心拆开,展开信纸,罗简跳脱稚气的字迹映入眼帘:
蔚青姐:
我真的到了!是真的!
你还记得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时候我说的吗?我说“要是我能演哪怕一秒钟的那种角色就好了”——我现在在这里了,在上海,在那个他们都叫“冒出来就可能发光”的地方!
现在我和六个姑娘住在法租界边上一条小街上,一起挤在一间小屋里,屋子不大,走路都要侧着身,但我睡在窗边,窗户打开的时候,可以听到街对面的留声机在放曲子。还有人在唱洋歌,我去问,唱歌的那人说这首歌叫“日升之屋”。楼下是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贩,晚上睡前还能闻到香味。
我睡靠窗那张床。床头那堵墙有点花了,可一抬眼能看到一点点黄浦江的光。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醒了,看着那一小块水光一点点从灰白变成银色,我都觉得自己是做梦。
我每天都去剧组跑龙套。第一天我穿得不合适,被场务骂了,还摔了一跤,膝盖青了一大块。第二天紧张得把台词念错,导演让我站到最角落。可第三天,有个副导演跟我说:“你长得挺漂亮的。”
他说他记得我的名字。
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,心跳得像要跑出嗓子眼。我知道这也许什么都不代表,但我还是忍不住觉得……是不是我真的离那个“可以被看到的自己”近了一点点?
我每天都很累。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,就在巷口买一碗三分钱的馄饨,一边走一边吃,吃到一半还得赶快跑过去候场。
但我不怕累。我在这里,好像每一步走出去,都是真的离梦想近了一点。
也许过几天我还得演死人,还得被人喊来喊去、穿别人的鞋、念别人的话,可我还是觉得开心。
有的时候,有人在街口晒衣服,阳光打在那些旧戏服上,风一吹,它们就像真的活起来了。那一刻我觉得——我也可以。
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,也不知道是不是终究只是个梦。但我想试试看。
蔚青姐,我会一直写信给你们的,婉芝姐在法国,我不知道怎么往西洋寄信,如果你写信给她,记得一定要转告我的事。
你们要保重,还有,帮我照顾哥哥,如果有一天我的名字真的被印在银幕上,我一定先写信告诉你们。
罗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