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启说,“是为了确立一种新的伦理??记住,本身就是一种正义。”
筹备工作迅速展开。
技术团队重建了受损服务器,采用区块链分布式存储确保数据不可篡改;志愿者网络覆盖三十多个国家,协调场地、翻译与安保;更有艺术家自发创作系列装置作品,名为《失语者之墙》,用烧焦的纸页拼贴出一个个消失的名字。
首场“共忆法庭”
定于七月十五日,在昆明一座废弃剧院举行。
那天清晨,细雨绵绵,街道上却已有数百人排队等候入场。
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,有抱着婴儿的母亲,也有戴口罩的学生。
安检口不搜武器,只收“记忆凭证”
??一张写有你想讲述的故事标题的纸条,投入特制箱中后,方可领取编号席卡。
阿启作为首位陈述人走上台。
聚光灯下,他没有拿稿子。
“我父亲叫陈明远。”
他说,“他曾是一名医生,后来成了加害者,再后来,成了被清除的对象。
他活到了1983年冬天,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,正在地下三层的走廊里念一首诗。
他不记得自己是谁,也不记得我,但他记得那首诗。”
台下寂静无声。
“我们总以为记忆是一种私人的东西,属于大脑,属于家庭相册,属于老照片背后的字迹。
但其实,记忆是最公共的东西。
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善恶,如何定义是非,如何面对过去并走向未来。
当一个政权可以随意删除某个人的记忆,它就在悄悄改写整个民族的历史坐标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目光扫过全场。
“今天在这里作证的,不止是我。
还有那位曾在雪地里梦见冰镜的母亲,还有那个临终前喊着‘别签字’的爷爷,还有无数个名字从未被登记、死亡从未被承认的人。
他们的记忆不属于某个档案柜,也不该埋在某段加密代码里。
它们属于此刻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。”
话音落下,第一位证人缓缓登台。
她是位八十多岁的妇人,名叫苏婉清,原为云隐洞食堂炊事员。
她颤抖的手握住麦克风,声音微弱却清晰:
“1979年冬天,有个年轻女人送来治疗,说是精神失常。
她总在半夜哭着找孩子。
我偷偷给她送饭时,她说她丈夫是大学教授,因为写了本讲民主的书被抓走,孩子也被送去了福利院,说是要‘切断错误思想传承’。
她求我帮她写一封信,我就用厨房的炭笔在废纸上抄下了地址。
第二天,她就被拖进了地下三层。
再见到她时,她已经不认识我了,只会重复一句话:‘我是干净的,我没有过去。
’”
她说完,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片,上面是一串早已变更的邮政编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