递给他一枚小小的铜片,上面刻着一个字:“听”
。
“送给你。”
他说,“不是命令,是提醒。”
阿启收下,贴身放好。
独自前行的路上,他时常停下歇脚。
有时是在古桥边,有时是在荒庙前。
每到一处,若有孩童围拢过来,他便掏出碎埙,轻轻一敲,然后问:“你们知道你们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?”
大多数孩子摇头。
他就讲故事。
讲一个叫阿芸的女孩如何因写诗而死,讲一个叫李三槐的男人如何饿死在音核基座下,讲西岭村的祠堂如何跪满了寻找祖先的少年,讲回声塔如何从镇魂之器变成了沉默的纪念碑。
孩子们听得入神,有的哭了,有的默默攥紧拳头。
有一次,在一座山村小学外,他讲完故事,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举手:“先生,我家爷爷说,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,为啥还要翻出来?”
阿启没有立刻回答,而是问他:“你吃过苦菜吗?”
男孩点头。
“苦菜为什么苦?”
“因为它长在土里。”
“不对。”
阿启摇头,“是因为它记得雨水太少,阳光太毒,虫子太多。
它的苦,是记忆的味道。
如果你把它拔出来,洗干净,煮熟了吃,你会发现它其实也养人。
可如果你嫌它苦,干脆不让它生长,那土地就会越来越贫瘠。”
男孩若有所思,许久才说:“那……我也想听听我太奶奶的故事。”
阿启笑了。
他知道,这种问答不会永远顺利。
在某些城镇,他被人驱赶,斥为“煽动仇恨”
;在某些宗祠前,族老怒砸他的竹笔,骂他“败坏门风”
。
有一次,一群青年围住他,质问他:“你以为你是谁?凭什么决定我们要记住什么?”
他只平静地说:“我没资格决定。
我只是把钥匙交给你们??要不要打开那扇门,是你们自己的事。”
后来,那群青年中的一个,三个月后找到他,递上一本手抄簿,说:“我回家问了奶奶,才知道我祖父原来是‘静土计划’的执行医生。
他亲手给三百多人注射过药剂,晚年疯了,整天喊‘对不起’。
我把这些都写下来了。
我不想让他做的事消失,也不想让自己假装清白。”
阿启接过本子,郑重地鞠了一躬。
这一年秋分,阿启抵达岭南渔村。
村子依海而建,房屋低矮,晾晒的渔网像灰色的云挂在半空。